孔子生平与春秋时代
一、孔子生平要略
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，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一带）人。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 551 年，一说 552 年），卒于鲁哀公十六年（公元前 479 年），享年七十三岁。下面按出身与早年、求学与成学、仕鲁、周游列国、晚年归鲁五个阶段，把史料与《论语》中可印证的内容串成一条清晰的线。
1. 出身与早年
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陬邑大夫，以勇力闻，母亲颜徵在。传说叔梁纥晚年娶颜氏而生孔子，「生而首上圩顶」，故取名丘。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带他迁居曲阜阙里，生活清贫。《论语》里孔子自述「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」（《子罕》）——小时候地位低、生活苦，所以会很多「鄙事」；又说「吾不试，故艺」（《子罕》），不被国家任用，所以学了不少技艺。这两句是理解孔子早年境遇的钥匙：贫贱没有压垮他，反而促使他广泛学习、不脱离实际。
子曰：「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」（《子罕》）
孔子说：「我年轻时地位卑贱，所以会很多粗活、杂事。」
解读孔子不讳言自己出身低、早年辛苦。「鄙事」指一般士人不屑做的体力或琐碎之事；正因如此，他比养尊处优的贵族更懂民间、更务实。这句话也暗示：后来的「圣人」形象，并非天生，而是从贫贱中磨出来的。
2. 求学与成学
孔子「学无常师」：入太庙每事问、问礼于老聃、学琴于师襄、向郯子问官…… 传说他曾适周问礼、访乐，虽细节不可尽考，但《论语》里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」「三人行必有我师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他精通当时的「六艺」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——以及《诗》《书》等文献，到三十岁左右已以知礼、博学闻名，开始收徒办学。「三十而立」的「立」，既可解为立身、立学，也可解为立于礼、立于社会认可。
3. 仕鲁
鲁定公时，孔子出仕。据《史记》等记载，他曾任中都宰（中都地方长官）、司空、大司寇，并曾「摄相事」——在齐、鲁夹谷之会上以礼折服齐君，为鲁国争回尊严。他推动「堕三都」，欲削弱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家把持的城防，以强公室，结果触犯既得利益，加上齐国送女乐、季桓子受之、郊祭不致膰于大夫，孔子认为「道不行」，遂去鲁（约定公十三年，公元前 497 年）。在鲁从政时间不长，却是他唯一一次有机会把「为政以德」「正名」付诸实践；失败也让他更清醒地看到「礼崩乐坏」的顽固。
4. 周游列国
离开鲁国后，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国，前后约十四年。所到之处，有君主礼遇却不用其道（如卫灵公），有遭围困绝粮（如陈蔡之间），有被隐者讥为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。《史记》记在郑国时与弟子走散，有人形容他「累累若丧家之狗」，孔子听后笑道：「形状，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」——外表像条丧家狗，说得对啊。这种自嘲里，既有无奈，也有对理想的坚持：道不行，人不识，却不改其志。
生于鲁陬邑，幼年丧父，贫且贱；「多能鄙事」，为日后博学与务实打底。
学无常师，入太庙每事问；精通六艺与《诗》《书》，三十而立，设教收徒。
中都宰、司空、大司寇，夹谷之会、堕三都；道不行而去鲁。
卫、陈、曹、宋、郑、蔡、楚等，约十四年；累累若丧家之狗，知其不可而为之。
不再求仕；删《诗》《书》、定礼乐、赞《易》、修《春秋》；弟子三千，身教言传。
5. 晚年归鲁与整理六经
鲁哀公十一年（前 484），孔子应鲁国之召归鲁。此后不再出仕，专心教学与文献整理。传统说法称他「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易》，修《春秋》」——即对古代文献进行编选、订正与阐释，后世所谓「六经」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）的定型与儒家经典体系的建立，与孔子晚年工作密不可分。他「述而不作」，以传承与整理为主，把理想灌注在「正名」「春秋笔法」与对礼乐的强调里。同时弟子众多，「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」，颜回、子路、子贡、曾子等皆出其门；《论语》中的对话，大多发生在这段时期或周游途中。
《论语》里有一段话，可视为孔子对自己一生志业的概括：
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」（《述而》）
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，子路没回答。孔子说：「你为什么不说：他这个人啊，发愤用功到忘了吃饭，快乐起来忘了忧愁，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。」
解读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」——把学习与求道当作最大的快乐，以至于忘记饥饿、忧愁与年龄。这是孔子自画像：一生都在学、在教、在整理经典，从未停歇；周游的挫折与政治的失意，没有消磨他的热情，反而让「学」与「道」成为安身立命之所。
二、春秋时代背景
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。这一时期，周王室权威日衰，诸侯争霸，大夫专权，甚至「陪臣执国命」——家臣把持国政。理解这段历史，才能理解孔子为何一再讲「正名」「复礼」「为政以德」。
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」变为「自诸侯出」「自大夫出」；八佾舞于庭、三家以《雍》彻，孔子斥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」。秩序与名分的崩溃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刺激。
齐桓、晋文以「尊王攘夷」为名行争霸之实；小国夹缝求生，战争与盟会不断。孔子主张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」，与当时的强权逻辑形成对照。
贵族衰落、私学兴起，一批有知识有抱负的「士」不再依附固定领主，而是以学问与能力游走列国。孔子正是这一阶层的代表：无世袭权位，却以「学」与「德」争取话语权。
礼崩乐坏：《论语·八佾》里孔子批评季氏「八佾舞于庭」——按礼只有天子能用八佾，大夫用四佾，季氏僭越；又批评「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」——《雍》是天子祭毕撤馔之诗，鲁三家用了，孔子说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」。这些不是迂腐的抠字眼，而是对名实不符、秩序颠倒的抗议：谁该用什么礼、什么乐，本有规定；规定被打破，社会就失去共同认可的尺度。
诸侯争霸：齐、晋、楚、秦等大国争雄，小国朝秦暮楚。孔子主张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」——不用武力压服，而用德政与教化吸引；又说「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」，肯定以德服人。这与当时常见的「强权即公理」形成张力。
士的崛起：孔子本人「吾少也贱」、学无常师，靠学问与德行获得声誉与弟子，是典型的「士」。士阶层既可为政（出仕），也可为学（设教）；他们不靠血缘世袭，而靠知识、道德与能力。孔子的「有教无类」「学而优则仕」正是为这一阶层开辟道路。
三、思想形成的时代土壤与理想同现实的张力
孔子的核心关切——正名、复礼、德治、教化——都直接回应春秋的乱象：名不正则言不顺、事不成；礼不守则秩序崩；为政不以德则民不服；不教则民愚而乱。他的思想不是书斋里的空想，而是在乱世中长出来的问题意识。
与此同时，他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一再碰壁：鲁国不用、列国不用，「道不行」成为常态。《论语》里有多处流露这种张力：既有「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」的感慨，也有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的坚持。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曰：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」（《宪问》）
子路在石门过夜。守门人问：「从哪儿来？」子路说：「从孔氏那儿。」守门人说：「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？」
解读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——外人一眼就看出孔子在做一件「不可能」的事（在乱世推行周礼与德治），但孔子没有因此放弃。这句话既是对孔子的描述，也是儒家精神的核心：不因现实困难而放弃应当做的事。理想与现实的张力，没有压垮他，反而让「学」「教」与「述」成为安顿生命的方式。
总结来说：时代给了他问题（礼崩乐坏、名实混乱），也给了他身份（士的崛起、无世袭而有学）；现实没有给他权力去推行理想，却让他把理想写进经典与教育。读《论语》时，若始终记得「这是一个在乱世中奔波、碰壁、却不改其志的人」说的话，很多章句会更有温度、也更易理解。
小结： 孔子生于鲁、少时贫贱而多能鄙事，学无常师而立学设教；仕鲁短暂（大司寇等），道不行而去鲁；周游列国约十四年，累累若丧家之狗却知其不可而为之；晚年归鲁，整理六经、弟子三千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、诸侯争霸、士阶层崛起，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没有压垮他，反而让学、教与述成为安顿生命的方式。《论语》中「吾少也贱」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」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等句，是理解其生平与心态的钥匙。
四、小结
本章完整呈现了孔子生平（出身、求学、仕鲁、周游、晚年归鲁与六经）和春秋时代（礼崩乐坏、诸侯争霸、士的崛起），并说明其思想如何从时代土壤中生长、其政治理想又如何在与现实的张力中转化为「学」「教」与「述」。文中穿插《论语》中与生平与心态直接相关的句子（「吾少也贱」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」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等），并给出逻辑清晰的解读。下一章我们将谈如何读《论语》：训诂、义理与今用三种读法，以及如何避免断章取义、如何安排精读与泛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