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秦：孟子与荀子

孔子之后，儒家分为多派。《论语》虽成书于战国，其思想已通过弟子与再传弟子流布。孟子（约前372—前289）「受业子思之门人」，思想上与《论语》一脉相承：论仁政、性善、不动心，多可与《论语》中「仁」「为政以德」「性相近习相远」等相发明。荀子（约前313—前238）主性恶与礼治，对《论语》中的礼、学、君子小人等有继承也有重释。二者一重内圣（孟子），一重外王与礼制（荀子），共同奠定后世解读《论语》的两条进路。

汉代：置博士与注疏之始

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《论语》在汉代先后有「传」与「博士」地位。汉初有《鲁论》《齐论》，后出《古论》（孔壁所出）。张禹合《鲁》《齐》为《张侯论》，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本、参《古论》作注，是汉代《论语》学的代表。汉代经学重章句与师法，《论语》作为「传」或辅翼五经的读物，在士人教育中已占一席。

魏晋至唐：集解与义疏

魏何晏等撰《论语集解》，博采汉魏诸家，是今存最早的完整注本，影响深远。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以玄学与佛学色彩疏解《集解》，隋唐又有多家义疏。唐代《论语》列入「九经」或作为明经科内容，成为科举与官学的组成部分。《论语》的注疏传统至此已形成「经—注—疏」的稳定结构。

「四书」的成立

北宋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极力推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认为《论语》是「圣人言行之要」，读之可以「见圣人之心」。朱子（朱熹，1130—1200）将四书合为一编，作《章句》《集注》，并规定阅读顺序：先《大学》定规模，次《论语》立根本，次《孟子》观发越，次《中庸》求精妙。《论语》由此从「传」或「经之辅」上升为「四书」之一，与五经并立甚至在实际教育中优先于部分五经。

《论语集注》的特点与地位

朱子《论语集注》博采二程、张载、范祖禹等宋儒之说，兼及汉唐古注，以「理」「气」「性」「心」等理学概念诠释《论语》。例如以「天理」「人欲」解「克己复礼」，以「理一分殊」观仁与孝悌，使《论语》与理学体系深度融合。《集注》简明扼要，便于科举与讲学，元明清三代定为科举标准，士人「代圣人立言」皆以《集注》为准，其权威延续数百年。

理学之外的诠释

明清理学内部有王阳明心学一系，解《论语》重「心」与「致良知」，与朱子「格物穷理」形成张力。清儒重考据，批判宋学空疏，回归汉注与训诂，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等，使《论语》学在考据与义理之间保持多元。

科举中的《论语》

唐代明经科已有《论语》内容。宋代以后，尤其是元仁宗定科举以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准，《论语》成为所有读书人必考科目。明清科举考「四书」题，考生须依《集注》阐发，不得偏离。因此，《论语》不仅是一部思想经典，更直接与仕途、社会流动绑定，塑造了东亚士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。

蒙学与私塾

在正式科举之外，《论语》也是传统蒙学与私塾的必读书。儿童在识字、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之后，往往接着读《论语》（或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再《论语》）。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」虽为俗谚，却反映出其作为为政与修身入门读本的地位。这种教育传统使《论语》的句子与观念深入民间，成为日用常行中的「常识」与引语来源。

朝鲜

朝鲜半岛自高丽、李朝以降，儒学与科举制度深受中国影响。《论语》与朱子学一起传入，李朝以性理学为官学，《论语集注》成为士人必读与科举依据。朝鲜儒者既尊朱子，也有本土诠释与论辩（如李退溪、李栗谷等），并发展出「礼」与「心」的独特讨论。《论语》中的孝、忠、仁、礼等概念与朝鲜的宗族、国家伦理相结合，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儒家实践。

日本

《论语》至迟在遣唐使时代已传入日本。江户时代，朱子学成为幕府官学，林家等以《论语》为教学核心；同时伊藤仁斋倡「古义学」，主张直接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古义而疑朱子，荻生徂徕则重「先王之道」与礼乐。日本儒学在「忠」「孝」「义」的侧重上与中韩有异，例如更强调对主君之「忠」，《论语》被吸纳进武士道与庶民伦理，影响至今可见于企业伦理与教育话语。

越南

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与科举制度，儒家经典包括《论语》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习。越南儒者用汉文或喃文注疏《论语》，并与佛道思想有所交融。近代以前，《论语》是越南精英教养与政治论述的重要资源；法国殖民与去汉化之后，其地位有所变化，但仍是文化认同与学术研究的对象。

共享经典与多元诠释

中国、朝鲜、日本、越南在历史上共享汉字、科举与儒家经典，形成所谓「东亚儒家文化圈」。《论语》作为核心文本之一，在各国均享有崇高地位，但诠释与侧重各不相同：中国有汉学宋学之辨与考据传统，朝鲜重性理与礼，日本有古学与国学派的重构，越南则与本地宗教与政治结合。这种「同源而分流」的格局，使《论语》既是联结东亚的文化符号，也是各国建构自身认同的经典资源。

当代回响

今日东亚，科举已废，但《论语》仍出现在教材、企业培训、大众读物与影视中。对「仁」「礼」「学」「君子」的讨论跨越国界，同时各国也在重新审视《论语》与民主、人权、性别平等的关系。理解《论语》在后世与东亚的传播与本土化，有助于我们既看到其普遍影响，也看到历史与地域中的具体形态，为下一章「当代意义与批判性阅读」打下基础。